周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三国演义》中一个非常著名而精彩的故事情节就是周瑜之死，因为自身的气量狭小，导致最终被诸葛亮利用，屡次用计刺激他，最终被气到不行吐血而亡。但这毕竟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并非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周瑜是病逝而非气死，既然如此，说他气量小也很可能并不成立。在正史的记载中，周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看《三国演义》看多了，都知道周瑜的度量很小，最终是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历史上的周瑜确实是这么的吗?

　　周瑜(175—210)字公瑾，三国时东吴大将，年轻时跟随孙策，二十四岁拜中郎将，人称“周郎”。江东乔(桥)公有二女，皆美貌出众;孙策自娶大乔，周瑜娶了小乔。周瑜后辅佐孙权，任前部大都督，风流倜傥，骁勇善战，兼之长得硕壮俊美，是其时有名的“少帅”。在孙吴政权树立之初，他屡建战功，最著名的战例，是作为统师，指挥孙刘联军以火攻大北曹操水军的“赤壁之战”。

　　对斯人斯役，后人诗词颇多吟咏。比方北宋大文豪苏东坡那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以佳人烘托英豪，勾勒出丰姿洒脱、年光似锦、年轻有为的周瑜形象。再如唐朝诗人杜牧那首脍炙人口广为撒播的咏史名作《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也触及周瑜在赤壁以火攻险中制胜的史实，仅仅不去正面赞扬火攻的成功，却设想周郎假如没有东风(风助火威)的协助，战局将成果悬殊而致家国不保。(家国不保，二乔岂不被曹操掳去，囚于他喝酒行乐的铜雀台?)此诗以二乔立意，仍以佳人衬英豪，以小家系国家，阐明孙氏霸业决于此战，也从旁边面称颂周瑜功不可没。总之，周瑜与“赤壁之战”，已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礼赞吟咏的严重体裁。

　　惋惜周瑜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正史记载他是交战中被箭矢射伤，积郁而病死军中;且称颂他“胸怀开阔”、“能得人心”;而演义、戏剧则说他“胸怀狭窄”“气量狭小”，是被诸葛亮施计“三气”而亡。这两种敌对的评估，褒贬不一，互不相让，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凹凸各不同”，好像盖棺仍未定论，实在耐人寻味。

　　贬低压制周瑜的说法，首要来自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

　　“周郎妙计安全国，赔了夫人又折兵”——此说见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五回，是“诸葛亮三气周瑜”中的“二气”。讲的是刘备丧妻，周瑜便向孙权献上“妙计”：假意将孙权之妹嫁与刘备，以此为钓饵将刘备骗至东吴“幽囚于狱中”，当作人质以挟制蜀汉索还荆州。谁知诸葛亮智慧过人将计就计，派赵云携“锦囊三策”装备保护刘皇叔前往东吴成亲，不光假戏真做，刘备得了孙夫人，双双巧计逃脱，还让关云长接应赵云，使孙权、周瑜的追兵损失惨重。这个“东吴招亲，弄假成真”的故事在民间撒播甚广，其结局是周瑜一气之下急火攻心箭伤复发，生命岌岌乎危哉!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中周瑜被诸葛亮“气”死时的最终感叹。此语被后人写诗诠释为“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意即诸葛亮计高一筹，专“克”周瑜，生逢一起便命该倒运。因为此前有“三气”作衬托，这一声绝望而无法的感叹，便成为褒亮贬瑜的经典语言。被贬低压制的周瑜，以悲惨剧人物的失利夭折而告终。

　　对周瑜的表扬，则首要见于晋人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

　　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此语出自陈寿《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译成文言，即是说周瑜胸怀开阔气度恢宏，且大体上能得人心。这与前面《三国演义》的说法完全相悖。传中还引述了周瑜早年和孙策往来中将自个住的大院子自动让给孙策，常常到厅堂上参见孙母，与孙策互相协助互通有无;以及后来与孙权往来中，尊敬孙权，以对君主的礼节对待其时只要将军职位的孙权等，以此阐明周瑜的宽厚待人与容人雅量。不过该传中也脚踏实地地指出周瑜“惟与程普不睦”。

　　关于这种“不睦”，《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晋虞溥《江表传》的一段文字，能够说是最佳的注释：“(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周)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佩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推让服人如此。”读这段文字，很有点像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那段“将相和”，周瑜对程普的宽恕大度极似蔺相如之对廉颇;所以，过节不睦并不能作为周瑜“狭窄”的根据，而只能从程普的自恃年长而“数陵侮瑜”中去找因素。恰恰相反，因为周瑜的斤斤计较与忍让容人，不光化解了矛盾，还最终使程普感动得“敬佩而亲重之”;尤其是程普发自肺腑的那句“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将周瑜的雍容大度、宽厚待人凸显得精辟而又感人。

　　“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时人谣曰”的六字民谣，形象地描写了周瑜从小就“精意于音乐”的天分，“虽三爵(喝过三大杯酒)之后，其(乐调)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察觉了必回头提醒乐队错了)。通晓音乐而到达这种“有误必知”“每误必察”的专家的水准，这从另一个旁边面阐明晰周瑜文武兼通的儒雅气质与渊博涵养。而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素质，其对自己胸襟性格的耳濡目染的熏陶效果，则是清楚明了，不容扼杀的。

　　为什么《三国演义》要“贬瑜”，说他“气量狭小”呢?咱们不妨进行一番剖析对比。

　　最早完好记载周瑜史实的《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自身即是三国时代的人，在蜀汉期间和蜀汉消亡后，他曾先后担任作品郎、治书御大史等官职，对“今世前史”相当了解，并且亲闻笔录史实甚多，因为时代附近，故而采事更近实在;稍后的北魏专家崔浩就曾高度赞扬《三国志》“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距陈寿仅百余年的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事多审正”——这是裴松之对《三国志》中体现出的务实情绪的精辟概括，是对陈寿“不溢美、不隐恶、据实修史”的高度赞扬。由此能够揣度，《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对比忠诚(或挨近)于前史人物的实在。而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系公元1330—1400年间人，比陈寿晚了千余年。他对三国前史人物的评估，带有“尊刘抑曹”激烈倾向，这是已连续千百年的封建正统观念使然。所以，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大加表扬称颂，对曹魏集团人物竭力贬低斥责，对孙吴集团则是有褒有贬。关于周瑜，罗贯中是将他作为孙刘联盟期间的“妨碍”、作为诸葛亮的“烘托”或“反衬”来写的，故竭力渲染他的“狭窄”一面，乃至虚拟周瑜的智拙计穷，以杰出诸葛亮的智慧过人。如此贬低压制多多，包含说周瑜“气量狭小”如此，就不足为怪了。

　　他笔下的《三国演义》，究竟采录了《三国志》中很多的史实，不过又辑录了千余年间有关三国人物的很多的传闻轶事、民间说唱、戏剧话本方面的内容，所以大众文学的色彩浓重;再加上他很多的加工刻画与虚拟创作，包含偷梁换柱、惹是生非、奇妙生发、臆造幻想，所以，便离前史实在有了相当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