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佛经翻译家是谁

　　佛法三译家分别是鸠摩罗什（350～409年）、真谛（499～569年）、玄奘(600～664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也就在更大的规模上展开，并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支持和提倡。汉译佛典的绝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和其后的隋唐时代翻译完成的。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50—409)是我国后秦僧人，魏晋时期(公元401年)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翻译的质量，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众心惬服，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鸠摩罗什者，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胡适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成为此土的‘名著’，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

　　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法护曰‘大众团团坐，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瞻仰尊颜，目不暂舍’。不惟语工，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

　　《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改梵为秦，失其藻味，虽得大意，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译法华，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梁启超指出：“‘天然语趣’四字，洵乃精评”，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胡适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

　　事实上，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译风严谨，“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罗什倾向于意译，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胡适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他在逍遥园与***大寺设立译场，率弟子八千余人，大规模地翻译佛经，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使之“义皆圆通，众心惬服”。

真谛

　　真谛(499—569)，《开元录》中说真谛“少游诸国，历事众师，先习外典，备通书奥”。时人称他是南北朝时期学识最渊博的译家。他于公元546年开始译经，译了《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金光明经》等大量重要经典。据《高僧传》说，二十三年中，真谛所译经论、记传共有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另有自作义疏十九部。其所译《摄大乘论》对我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甚大，成为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

　　真谛的翻译在质量与方法上都曾受到过当时及后人的高度评价，如梁代名僧慧恺在《摄大乘论序》中盛赞真谛说：“法师(真谛)既妙解声，善识方言，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表明真谛的译文具有“信”“达”两全，“文”“质”兼备的品质。又说：“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是说他在翻译中努力采用汉文，尽量少夹梵字译音，注重融会贯通，表达圆活。又说他翻译时“于一句中，循环辨释，翻复郑重，乃称相应。”是说他译笔慎重，译风严谨。

　　真谛虽然没有留下条理化的翻译理论。但他的一些零星片断观点和见解却也显得精辟独到。如《高僧传》记载了真谛对他的翻译助手慧恺所说的一句话：“我有了你共译两论(《摄大乘论》与《俱舍论》)，词理圆备，吾无恨也!”可见真谛的基本思想是信达兼顾的。他提出的“词理圆备”也不失为简易明了的翻译准则。

　　慧肇还在《摄大乘论序》中申明此论的翻译原则是：“翻译之事殊难，不可存于华绮，若一字参差，则理越胡越，乃可质而得义，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译，文质相半。”序中所强调的翻译中不可求“文”而失“信”这一原则，实际上也是真谛本人在翻译《摄大乘论》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所持的主张见解。

玄奘

　　玄奘(600—664)，他是我国唐代的佛经大译家。在他长达二十年间的佛经翻译生涯中，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共一三三五卷。这个数字，比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印度学者柏乐天说：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玄奘译经的质量，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佛教史家们把玄奘的译经称为“新译”，证明是他开了佛经翻译史上一代新风。道宣说玄奘译经“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批玩”(《续高僧传》)。《大唐西域记》中说他“览文如已，转备犹响”。表明他精熟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翻译的质量独步一时。

　　梁启超认为玄奘“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其所以如此，正如柏乐天所说，他“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可见他是何等精于翻译之道。他的翻译手法也十分高超。据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考查，他在翻译中娴熟地运用了补充、省略、变位、分合、译名假借、代词还原等翻译技巧。正是这些技巧的娴熟运用，使得他的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玄奘在中国译史上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主持的译场，组织严密而完备，从译主到监护大使，前后共十一道程序，层层把关，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经的质量。特别是其中的“证义”(审查译文与原文的意义)、“缀文”(使译文表达符合汉语习惯)和“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三个层面，保证了译文的“信达雅”。

　　玄奘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是“五不翻”，所谓“不翻”就是音译，即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秘密故”)、多义词(“含义多故”)、中国没有的物名(“此无故”)、久已通行的音译词(“顺古故”)、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生善故”)，皆宜不翻，照写原音。在佛经翻译时期，许多佛经译者大体都遵循这一原则，所以汉语词汇中才出现了大量汉化的外来语如“菩提”、“三昧”、“罗汉”、“菩萨”、“般若”等等。应该说，玄奘的“五不翻”理论，对于传译那些在汉语中无恰当表达形式的梵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含义，处理翻译中因文化和语言导致的差异，以及文化交流，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这一译法所受限度太大，稍有不慎，就会使译文读来象钱钟书所说的那样，是“正穿屈曲崎岖路，又听钩舟格磔声”了。